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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问题研究
星酷网    http://www.366y.com          2019-09-09 22:55

  黑格尔以及19世纪的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有文化而无历史,视之为僵死的木乃伊。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停滞论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批判。那么,中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百多年来,有关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及其阶段性的讨论,时常在学术界激起阵阵波澜。从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以来,诸如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近代化道路问题,都可以看做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纳入了许多学者的视野。即使在古代史领域,“社会转型”问题也日益成为学术界探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个前沿性学术课题,值得予以关注。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西方学术界,用以解释20世纪最后20年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学术传统,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东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 of development)。这两种理论在解释20世纪末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发展时遇到了相当的困境,于是社会转型理论开始兴起。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现实问题的讨论往往会投射到对于历史问题的关注。历史学界借鉴了发展社会学家“社会转型”问题的用语,首先讨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问题,进而拓展到用以描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变动、制度或社会结构的变迁,比如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唐宋变革、明清社会的变迁等问题。可以说,“社会转型”的含义在中国史研究中被扩大化了,大量学者在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但即使是近代社会的转型问题,至今学界仍未达成共识。

  中国史学界借用“社会转型”的概念来说明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变迁时,往往与传统的古史分期或者封建社会的阶段性划分(如唐宋变革)等研究相嫁接。“社会转型”不仅发生在先秦或者明清,而且也发生在汉唐、唐宋时期。

  先秦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激烈的变动,一些学者把此种变动称为“社会转型”,并冠之于论著的标题。如叶文宪《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概括为从封建分权的王国时代进入了集权的帝国时代。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专著,通过全面比较东西方上古社会制度与文化的优劣,讨论中国上古社会法制与经济结构及其运作转型的特点,认为东西方社会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走的也是不同历史道路。陈效鸿把社会转型看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他通过探讨春秋至秦汉之际四五百年间儒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来揭示社会变局与儒家思想之间的互动。徐克谦以春秋战国制度及风尚演变为背景讨论儒家仁学思想的变化。白奚则认为荀子的大一统思想才是儒家在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变迁,荀子的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还有一篇短文从西南地区社会在战国秦汉发生的深刻变化入手,探讨这一区域完成从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到封建制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融入汉文明的过程及重要原因。作者在这里把社会转型与社会形态的演进画上了等号。

  中国古代社会的阶段性变化也被视为社会的转型。比如,有研究者把从汉帝国崩溃到隋唐秩序重建视作中古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认为魏晋隋唐的士族社会的兴盛和瓦解,对当时社会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童强的《汉魏权力机构的转型对玄学的影响》通过汉魏之际士族和庶族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比例变化来阐述这一社会转型对玄学产生的影响。牟发松主编的论文集《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中有多篇论文讨论汉唐之际的社会演变问题。

  有些专题讨论也提到转型问题。如韩昇《论桑田与北魏社会的转型》通过对桑田的研究,指出北魏均田制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与此后的均田制有着重要区别,标志着北魏社会的转型和国家政权的进一步成熟。在另一篇文章《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韩昇指出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坚强有力,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以及城市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逐渐远离乡村,城乡呼应的士族形态瓦解。因而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张国刚从兵制的演变讨论了中古时期基层社会的变动问题。

  中国学者过去一直用“变革”这个词来描述唐宋之际的历史变化。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提出“唐宋变革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把唐代定义为中世(medieval),宋代为近世(modern),至今在海外汉学界还有广泛的影响。美国学者赫若贝(Robert M Hartwell)、包弼德(Peter Bol)等学者也提出了对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解释模式。与日本学者从君、臣、民的关系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不同,美国学者更注重从人口、地区、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式来进行考察。从这种角度看唐宋之间的变化,那就不是社会性质的改变,而是长期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其基本观点包括:人口增长和政府控制力下降、社会发展导致财富精英进入政府以及精英的地方化等,从而构成了“唐—北宋—南宋”这样一个变化模式。可见,美国学者眼中的唐宋变化只不过是长时段发展过程内的一个变化环节而已。

  近年来,中国学者持续关注唐宋变革或者说中古社会变迁问题,以至于成为国内外中古史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方面是受到海外学者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古史分期问题沉寂后,中古社会变迁问题不失为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北大、南开、浙大、中国唐史学会分别召开过与此主题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唐研究》第11卷以“唐宋时期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为题出版专号,《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开辟“中古时期的社会变迁”专栏,《江汉论坛》2006年第2期有“唐宋变革笔谈”专栏。而以唐宋变革为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近年来更是不绝如缕。其中有若干学术史反思的重头文章值得关注,如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全面评述了内藤湖南假说的内涵及其学术流变,给内藤的看法以高度评价;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深入讨论了“唐宋变革说”原本含义和迄今为止的种种分歧理解,希望把唐宋变革的讨论焦点集中到问题的本义上来,不可随便泛化。这表明讨论正在逐渐深入。

  过去的中国学者,从陈寅恪、钱穆到侯外庐、唐长孺、胡如雷等,也都谈到唐宋之间的历史变化,但是,中国学者从来不认为这种变化是类似于西方近代社会变革的那种性质,不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可以用“变革”二字来形容。近年也有学者把儒家伦理从经典形态到世族礼法门风进而到整个社会规范的演进视为评价汉唐、唐宋之际变化的一个线索。

  美国学术界讨论唐宋变革,使用了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两个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使用了“转型”这个当代流行的时髦词,例如,刘宁翻译包弼德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一书为《唐宋思想的转型》。因此,用社会转型来描述唐宋变革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不仅有现实的投影,也有域外汉学的影响。从这里可以感受到近年来中外学术界激荡互补的时代气氛。

  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视角的转换》一文阐述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的社会转型性质,并认为晚明白银货币化进程就是中国向近代化发展的清晰轨迹。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视角的转换》,《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重视商人以及商帮在明清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是众多研究者讨论的焦点。如何描述明清的社会转型?有学者把明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称之为转型。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商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陈宝良:《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也有文章探讨明代各地商帮的形成及其背景,指出商帮的兴起正是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

  区域史的研究也采用了社会转型的视角。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接过李伯重等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提法,揭示江南市镇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论述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还有学者从长时期的地域社会变革来解释明清时期闽赣毗邻地区的抗租风潮,认为16世纪以来赣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流民与土著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频繁激烈的租佃斗争实际上是地域社会变迁的表现和结果。也有文章探讨贵州地区“改土归流”对促成当地社会变革的积极影响。

  总之,把江南的市镇化、抗租风潮和改土归流都作为该地区社会变革的动力因素,可见研究者心目中的社会变革无论是内容还是方向,都缺乏交集。

  宋立中的《论明清江南婚嫁论财风尚及其成因》从江南地区婚嫁论财风尚的变迁轨迹,探讨明清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期中价值观、婚姻观的嬗变。陈宝良的《新名词与新生活——晚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则从晚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出发,来阐释社会转型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清初社会转型的提法主要在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出现,如吴雪梅的《乡村记忆与清初土民社会转型——对鄂西南景阳河社区口述史的解读》,从土民的角度关注改土归流后的社会转型。肖文评《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个案,具体探讨该村在由“贼巢”到“邹鲁乡”的变迁过程中,乡绅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显然这里的社会转型乃是指边疆地区从土民社会到类似中原文明社会的转变,与前举各文讨论晚明时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变革是完全不同的。类似的情况,也见于一些民族史研究著作。如宝玉柱的《清代蒙古社会转型研究——社会转型的客观原因:女真崛起》、《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中的羁縻政策:行政分割和分化》是从民族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从女真崛起时与蒙古修好到建国后清政府的盟旗制度,促使蒙古完成社会转型,纳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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