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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中国人物史 万世师表:陶行知
星酷网    http://www.366y.com          2019-06-23 17:34

  「哥大中国人物史」是《哥伦比亚的光》系列的子栏目,意在展现多元角度下,那些于近代赴哥大留学的中国学生如何逐步成长为中国近代、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巨擘,并引领社会进步与革新。我们希望,这一系列能够传递先辈之光,激发相关讨论,建立起当代学子与先辈精神交流的桥梁。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中国同盟的主要之一。1915年至1917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

  1927年,北伐的国民军临近南京城下,国共第一次合作处在破裂的边缘。同样是这一年,南京劳山脚下,放弃了东南大学优厚工作的陶行知创立了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南京晓庄师范,招收农民以践行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农民真正地学到“活的知识”而非“书呆子”式的刻板教育。在晓庄之后,以“改造社会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教学做合一”的理念为指导,陶行知还创立了重庆育才学校以及重庆社会大学,招收当时的战时难民儿童和寒门子弟入学,以实现自己年轻赴美求学时立下的“教育救国”的宏愿,成为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不得不提到的是,陶行知所做出的种种教育改变,与其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所受的影响息息相关,而这也是所有研究陶行知的人必定会追溯的一段历史。

  1914年,三年。国内,袁世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一极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刚刚从金陵大学毕业的陶行知需要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做出进一步的规划。在自己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陶行知曾这样写道:“只有教育才能使贫穷的人民富裕;只有教育开启愚民智慧。教育良好,则真领袖会自然出现,伪领袖会自行消亡。如果舍弃教育,那么共和就会有危险,共和国就无法建立,即使建立了也必然终会归于劣败。”(王一心,2010: 340)在当时共和岌岌可危,马上归于失败之时,陶行知在当时必定深切地感受到了古老民族的颓势,深知唯有用教育唤醒国民才能真正地拯救自己的国家。

  踏上赴美邮轮的陶行知首站并不是他早已心向往之的哥伦比亚大学,而是自己在金陵大学的校长包文(Arthur J. Bowen)为他推荐的自己家乡的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陶行知于1915年顺利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出发前的目标:哥伦比亚大学。

  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遭到国内民众的反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继续在欧洲肆虐,英军的加利波利战役开始。此时的陶行知以一篇《中国运入美国物产大宗之研究》获得安徽当局的重视,顺利获得以当时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为基础设立的庚子奖学金,移除了他进入哥大的经济障碍。

  在写给当时哥大教育学院教务长罗素(注:J.E. 罗素[James EarlRussell],当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教务长,不是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不是哥大教育学院另一位W·F·罗素[William Fletcher Russell])的信中,陶行知这样说道:“三年前,我就将哥伦比亚大学作为自己留学美国的最终目标……我终身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创造一个国家。看到我们的共和国(Republic)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没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民盟南京市委, 2011)此时的陶行知,经过一年多的美国教育,更加坚定了自己用教育改变社会的理想,而他在哥大所学到的知识也成为了他日后创立中国大众教育的思想根基。

  图片来源:哥大的教育学院一直以来奉行男女平等的入学宗旨,对待种族、宗教信仰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与陶行知之后在晓庄师范及其之后的教育事业中追求的女性教育深有关系。在以农为本的中国,陶行知深知农民比其他阶级受教育更难,而女性就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要“攻破娘子关”,如果不解决女性教育问题,其他不论什么方法都不能解决农民的教育问题(章锡麟. 1987:15)。所以在成立晓庄师范伊始,陶行知便号召自己的妹妹陶文渼(文末有相关介绍)到学校来做第一位“中国到农村去的女学生”,并于1925年主导成立中华女子促进会,开一代风气之先。

  在哥大,陶行知师从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而后者的影响被公认为陶行知“行是知之始”这一教育理论的来源。根据当时美国的发展程度,杜威提倡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教育生活思想,日后被陶行知成功地运用在了回国后的农村教育、平民教育之中。

  1919年杜威访华时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爱丽丝、杜威;后排左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张作平

  对于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杜威教授认为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因此要把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学校这样的一个雏形的状态。而陶行知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改良,提出了“社会即学校”,号召自己的学生到社会中去,而不是将学校建设成为一个微型的社会。要改变之前的只专注于书本而不注重实际的乡村教育:只教农民“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住树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央视网,《人物》, 2016,3.25. 09’33”-09’45”)。也正因如此,陶行知认为乡村师范学校对于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晓庄师范成为了陶行知实现自己“平民教育”理想的开始。

  图片来源:陶书推荐-陶行知: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晓庄师范的成立伊始,没有校门、没有围墙,周围只有望不尽的农田和不远处的劳山(原名老山,陶行知改“老山”为“劳山”,改“小庄”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意为“在劳力上劳心”、“日出而作”)。建校之初,晓庄的培养目标便确定在: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将农村生活、劳动的实际与教育联系起来。老师在教授学生课程之时,其实同时也是自我提升、教育的过程,乡村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学生和老师都能够在其中受益。因此,晓庄师范没有教师,只有指导员,因为陶行知相信“没有专能教的教师,只有经验稍深和学识较好的指导,所以任何人不论是农民还是樵夫、耍蛇人还是渔夫都是合格的老师。“生活即是教育”就是要因材施教、就地取材(央视网,《人物》, 2016,3.25, 13’55’’--14’15’’)。可以说陶行知的这一思想是对杜威思想批判继承。对于杜威来说,他的“教育即生活”更适合于发达社会的教育现实,是正规教育与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结合。而陶行知要实现的,是立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着眼于广大教育程度十分有限的农民群体提出的教学与乡村生活实践的结合。两者互有不同,却又有着许多的交汇点。

  对于乡村教育,陶行知曾这样说:“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 在这一点上,杜威与陶行知的认识是一样的。1919年,应胡适等人的邀请,杜威曾经到访中国并做了多场演讲,其中他便提到了自己对于平民教育重要性的看法,他说:“共和国者,则必须实行平民之;欲实行平民之,非有平义之教育不可。”(川尻文彦, 2009: 147)平民教育就是一种寻求绝大部分人的解放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可以使得每个个体自立、自强、自我觉悟,又可以改变旧有的社会结构,创造一个社会上下流动的渠道,巩固当时中国脆弱的共和基础。可想而知,这样的思想对于之前仍然远在海外寻找救国良方的陶行知来说会是何等的重要,这样的思想也促使陶行知走到乡村之中,倾其一生为国家的未来储备积累人才资源。

  1923年,意识到农民教育问题的紧迫性的陶行知,倡议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力争在十年到二十五年之内,让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一万万不识字的中国人得到国民基础教育,还希望学生的人数能够年年地增加(央视网,《人物》, 2016,3.25, 08’15”--08’33”)。从1923年到1925年,陶行知的足迹踏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并在最后确定了自己建立农村示范学校的想法。可以说,在当时立志用教育来重振一个正在衰颓的民族,挽救中华于内患外辱之中,并且成功在中国农村地区实践的赴美留学生,陶行知是先行者。陶行知的一生,纵然短暂,但是其继承自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授的教育思想,以及他为中国日后所留下的教育实践经验改变了中国旧有的教育观念,开启了中国教育的新的历史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蓝九盛(1910—1995):福建长汀人,晓庄学校学生。曾在准安县莲花街新安会馆创办新安小学。1931年随张宗麟前往福建集美乡师任教,后在南安、大田、上杭、长汀等地任教。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顾问。

  李友梅(1903—):湖南浏阳人,晓庄学校大学部毕业。曾在准安县莲花街新安会馆创办新安小学。

  汪达之(1903—1980):原名达志。安徽黟县人。晓庄学校第三期学生。1930年陶行知派他任新安小学校长。1933年他发起组织了“新安儿童自动旅行团”。1935年他又组织和亲自领导“新安旅行团”,在全国十九个省宣传团结抗日救国。“皖南事变”后,率领“新安旅行团”从大后方转移撤退到苏北抗日根据地。曾任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督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南京主持恢复晓庄师范学校,并任校长。后任中央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员及广东民族学院兼副院长等职。

  孙铭勋(1907—1961):贵州平坝人。幼稚教育专家。晓庄学校毕业。1930年4月晓庄学校被封,一些学生被捕,孙铭勋也在其中。1934年在陶行知幼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在上海创立中国第一个劳工幼儿园,曾被派往广西在雷沛鸿领导下从事幼儿教育。1936年12月去延安学习,1937年3月回上海。曾任生活教育社理事,《战时教育》编辑。曾随陶行知在重庆育才学校,担任社会组主任,1946年育才学校迁沪后任重庆育才学校校长。著《古庙活菩萨》、《幼稚教育》、《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劳工幼儿园》等,与戴自俺合著《晓庄幼稚教育》等。有《孙铭勋教育文集》。1950年后曾任西南师范学校副教授。

  台和中(1905—1959):甘肃庄浪人。晓庄学校大学部毕业生,曾派在准安县莲花街新安会馆创办新安小学。甘肃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甘肃省第三女子中学校长、生活教育社第一届十五位监事之一,生活教育社甘肃分社临时负责人。1945年任庄浪中学校长。1950年后先后任平凉女子师范、平凉师范、静宁中学校长。

  陶文渼(1895—1929):陶行知胞妹,曾任晓庄学校农暇妇女工学处指导员,积极帮助和支持陶行知的教育事业。

  马纯仁(1907—1978):又名昌实。安徽阜阳人。晓庄师范大学部毕业生。1929年被捕,经陶行知保释后在山海工学团、生活教育社、国难教育社从事生活教育的理论工作。1950年后,先生在上海行知中学、上海音乐学院任教。

  1,央视网.“先生—陶行知”.《人物》,2016年3月25日访问日期:2016年11月30日)

  4,王向友. 陶行知先生与晓庄 [A].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江苏南京. 2000年9月.第16卷第3期. 32-35

  5,川尻文彦. 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以陶行知的杜威思想受容为中心 [A]. 社会科学研究. 2009年6月. 142-153

  6,张晶晶. 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A]. 教育基本理论. 2011年. 第四期. 18. 20

  7,刘梦. “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杜威与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比较 [A]. 教育理论研究. 2011年第11期.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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