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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台海问题研究述评(2001-2009)
时间: 2020-03-25 来源:未知 作者: admin

  长期以来,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一直未能得到国内研究学界的专门关注。而一些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至多只是在论述中美关系时提及一些美国思想库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在中美关系与台海态势不断发展变化的影响下,研究已经成为美国社科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

  众所周知,在2000-2008年执政时期发生剧烈的变化,台海局势起伏不定,变化莫测。这一时期也恰好是美国布什政府的主要执政期(2001-2009)。在“九一一”恐怖事件的冲击下,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就涉及到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一时期美国研究学界一个显著现象是,除长期从事问题研究的学院派学者外,众多思想库的知名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问题的政策性与学术性研究,并取得了其他时期难以比拟的学术成果与社会影响。

  因此,梳理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与美台关系的研究状况,可以了解近年来美国学界研究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分析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发现其中的局限与不足之处,为我国研究、中美关系研究拓宽新的研究视野。

  关于的研究,美国学界的研究重心是美国台海政策、对台政策、台海战略态势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人们普遍注重经验知识积累,习惯于建立研究范式。

  1、战略模糊论。由于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宣称在问题上采用模糊策略,所以学界在研究美国台海政策时,其主流认知也是战略模糊论。

  战略模糊的现实性与必要性,是一些美国学者,特别是曾经在政界从事涉台事务的学者的主要立论依据。如前美在台协会主席,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卜睿哲(RichardC.Bush)指出,美国在台海地区的目标是和平与稳定,美国必须继续实行双重威慑,即战略模糊的政策,既反对中国对台使用武力,也反对采取的导致北京使用武力的政策。作者反对那种富有风险的不对称的威慑,比如布什政府在2001年上台初期所采取的。目前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曾任布什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ThomasJ.Christensen)特别关注布什政府在“九一一”之后的台海政策,强调美国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威慑地区可能的军事冲突,因此美国需要平衡两种立场,一是给予清晰与确定的防务能力援助承诺,必要时直接干预的防务。二是美国现在与未来都不应该使用它的优势地位计划恢复一种信心,即以鼓励的方式损害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8月格鲁吉亚战争结束后,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eryBader),与前美在台协会主席,现任摩根大通集团亚太区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H.Pall)发表专文《格鲁吉亚战争:从中学到了什么?》,再次强调战略模糊论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美国对安全承诺要审慎,要继续以各种方式-包括军事计划和军事部署-向北京清楚地表明,以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对的军事进犯是不能接受的。但同时不要挑衅中国这条“龙”,而期望美国这只“鹰”飞来救援。在问题上,他们认为美国采取了明智之举,对及其挑衅行为持反对态度,并放弃了对他的支持。

  一些学者还为战略模糊论的现实性辩护,其中以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唐耐心(NancyBernkopfTucker)观点较具有代表性。她认为传统的模糊战略依然适用于目前的局势,如果放弃将是代价高昂的错误。其理由主要有9点。第一,所有的偶然性都不能预知。第二,以尝试界定美国政府在特定状况下的行为的方式,并不能使决策者可以忽略两岸对美国立场的探查,更有可能的是,反而会使局势恶化。第三,美国国内将会决定华盛顿对发展的反应。第四,在清晰战略的制约下,事先的保证将不必要的限制美方的立场。第五,清晰战略还会带来美国对台责任的扩大。第六,清晰战略是不必要的,还会带来发出不受欢迎的回应的潜在性。第七,清晰战略将会要求修正与关系法。第八,如果模糊战略被放弃,产生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才能精确地描述台海政策并且达成共识。第九,当美国在解释一个中国政策时,清晰战略将会被视为一种退让,造成美国的被动。唐耐心强调“模糊战略产生后50年历史发展表明,作为一种政策,它依旧具有安全性与灵敏性,还有务实性,远胜过达到清晰性。”

  强调战略模糊的重要性,更是一些美国学者支持这种看法的主要理由。如杜克大学学系教授,亚洲安全项目主持人牛铭实(EmersonM.S.Niou),他针对一些分析家建议美国应该朝着更加清晰的台海政策方向发展的看法,坚持认为战略模糊仍然应该是美国当前建设性的政策选择。美国如果承诺反对独立,只能是鼓励中国的军事活动。同样地,战略清晰的政策对鼓励宣布独立也是一种非常有利的途径,这样会导致两岸之间的战争。实施双重威慑的战略模糊可以继续让双方猜测,是非常有利于保持台海和平的。“两岸冲突的历史让美国明白,只有双重威慑力量的存在,才能保证两岸之间微妙的安全平衡不会打乱,中国与之间将可以避免冲突,作为一个强国(指美国)完全有能力对抗一方针对另一方的威胁。”

  2、战略清晰论。首先集中在对战略模糊论的质疑与批评方面。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兰普顿(DavidLampton)认为,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已经成了美国台海政策破产的主要标志。事实证明,美国双重遏制和战略模糊的政策并不是海峡和平与稳定的保障。台海局势的危机、冲突或战争是否可以避免,并不在于美国的双重遏制战略,而是主要取决于中国对于和平统一的信心和对于和平统一的态度。尽管布什政府执政后也在试图继续使用双重遏制战略,但这一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难见其效,因为美国对台政策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棘手。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SuishengZhao)指出,目前布什政府对台海关系的政策取向又回到了克林顿后期的有限承诺明晰战略。但这种战略的有效性仍然取决于两个因素:证明有限承诺明晰战略的信用度以及解决渐进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仍然没有有效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美国台海政策的困扰与麻烦仍未得到解决。

  其次是关于战略清晰论的内容设计,目前主要体现在一些学者在军事层面建议强化战略清晰目标。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柯瑞杰(RogerCliff)鼓吹只要出现微弱的冲突迹象,美军就应该进入战时状态,而且“提高美国海空军在西太平洋601099股吧)的数量与质量,将会增强美国威慑中国对使用武力。”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兼亚太研究小組主席乔纳森.波纳克(JonathanD.Pollack)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军事技术与军队结构的转型,强化在东北亚地区的领导作用。兰德公司2007年5月发表的报告也警告说,中事实力的增长对当前的东亚秩序提出了严重挑战,即使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是一个和平进程,一支大规模和现代化中队的出现,也正以不稳定的方式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报告强调“我们防卫的观点是不需要大量的地面部队,”而是需要大规模的空军和海军力量。

  关于战略清晰论与战略模糊论在现实中的运作,其实正如卜睿哲所说,“在现实世界中,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本身的立场在模糊与清晰方面,其实一直是连续统一的。完全清晰或者完全模糊都是可能的。无论是强调模糊还是清晰,其实都服从于美国在特定环境下的国家利益。一直到90年代中期,美国在中一直是偏好模糊立场的。但是从1996年3月到2001年4月,部分是为了表明美国的决心,部分是为了降低可能的误判,华盛顿决定更加清晰地表明它的利益目标。”

  1、问题的中国国家利益观。美国学者在问题的中国国家利益观问题上认识比较清晰,能够意识到中国在问题上的国家利益。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D.Swaine)认为,中国非常希望避免与产生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台海战争没有准备。对于中国来说,问题紧密关系到国家的自尊和政权的存亡。为了保住,中国几乎肯定愿意牺牲它与西方国家的良好关系(以及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换言之,对中国政府来说,丧失领土所造成的对和社会稳定的伤害将远远超过与美国冲突所造成的外交及经济损害。为什么对中国如此重要呢?曾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现南加州大学教授谢淑丽(SusanL.Shirk)认为这是一个让美国人困惑的问题,原因并不是对中国是一个威胁,而是中国政府将定位在是一个完全的内政问题,它关系到政权的生存,而不是。所以中国政府在问题上相当敏感,特别是当选后陷入僵局,这使得“中国决策者们在一种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会感觉到他们陷入与中国民众之间的陷阱。”

  2、对台政策内容与走向的“威慑论”。“威慑论”是美国学界关于中国对台政策的主流认知。在这方面,多数学者的研究兴趣一直集中在中国如何发展和配置其军事力量,以及如何使用武力来支持其强制外交和遏制。波士顿学院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陆伯彬(RobertS.Ross)在分析中国对台威慑策略时指出,“威慑,需要中国拥有充足的能力与决心,使确信宣布独立的收益要远远低于招致中国报复付出的意料中的代价。”他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使中国相信时间在中国的一边,“中国在威慑能力方面的信心,使她可以不再高度重视美国对防务的重要性。”

  关于对台“威慑”政策形成的原因,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何汉理(HarryHarding)分析认为,像任何强国一样,中国将会在其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特别是其岛屿和东海及南海海域领土和资源与别国发生争端时,以及可能发生的朝鲜政权崩溃时动用武力,而其中又以宣布独立为最大可能。中国与世界国家在经济上彼此依赖,这将抑制北京进行军事冒险行动,除非它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同时,中国国力的上升将阻止其邻国挑战它的核心利益。北京已经在海峡划出了一条红线正式宣布“独立”这条线不太可能被逾越。

  不少学者还对2005年《反国家法》的威慑作用相当重视。赵穗生指出,新一代中国都是务实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中国政府在外交声明中使用强硬的言辞,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北京解决问题的两手策略。“反国家法只是另外一种希望以战争威胁的方式获得和平的个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M.TaylorFravel)通过对《反国家法》条文的研究,认为该法的目标重点在于威慑而不是强制统一。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计划主持人容安澜(AlanD.Romberg)认为《反国家法》的内容表明,中国政府似乎不仅试图将“一个中国”的原则合法化,并且希望通过立法过程住现任和未来的手脚,要求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必须动用武力来阻止的活动。谢淑丽表示,虽然这部法律在短期内可以帮助中国使用武力,“但是在未来的危机中,也使得使用武力成为可能。当人们对来自的挑衅行为如何回应发生争执时,主张使用武力的官员很可能就会依照法律提出运用武力,因为这种挑衅属于法律规定的导致从中国出去的重大事变。”

  1、台海战略态势与中美关系的“关键论”。美国学界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台海战略态势在中美关系中的关键作用。丹尼斯·布莱尔与约翰·汉利(JohnT.Hanley)认为美中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并将对21世纪的国际安全格局起决定性的作用。问题,被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四大挑战之地区争端的重要内容。

  美国海军大学教授邓勇(YongDeng)指出,中国一直把美国在问题上的立场,不仅看作是决定独立浪潮起伏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也是与中美关系发展密不可分的。中国也非常了解美国对台政策与国内的关系,“在公开场合描述中美关系特征时,中国官方拒绝提及与关系法,唯恐将这部美国国内法合法化。北京是非常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深深地陷入国内立法事务中。”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沈大伟(DavidShambaugh)也是从中美关系的大格局中看待台海态势,认为中美双方都有国内经济发展问题要解决,特别是美国还要应对反恐战争,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大量的利益把双方了起来,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关系,所以“中美两国成为对手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密西根大学教授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希望美国应做为中介,促成双方达成维持和平的暂行协议,由中国方面放弃对使用武力,方面承诺不实施,即不独,不武。

  关于台海态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学者们总体上保持谨慎的乐观。谢淑丽认为每一位总统,从尼克松开始,都说要比前一任更强硬的面对中国,然而上任若干时日之后,理解到这种作法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于是与中国展开更多的交往,克林顿政府如此,布什政府如此,下一任政府应该也是如此,就问题而言,“海峡是美、中最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地点,所以当台海情势有机会因为对话而朝向稳定发展时,我深受鼓舞。不论克林顿政府或布什政府都意识到,台海不稳定冲击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欢迎和任何稳定情势、降低军事风险的举措,而且这些举措也使人民松口气,不必担心发生军事冲突。”唐耐心建议:“美国必须有不同于过去五十年的思维。美国必须虑及与统一的可能性,同时考虑其对美国利益及东亚安定的意涵。美国也必须考虑,万一美国决定出面阻止统一,有什么具体可行之道。”不过她也指出:“尽管和平统一对美国有这么多负面影响,但有一项莫大(博客微博)好处,就是消除了引火点,立即并且全面降低了美中两国的摩擦与冲突的风险。统一毫无疑问不利于美国某些利益,可是比起中美开战,那些不利小得多了。”

  2、台海战略态势与区域安全的“关联论”。台海态势与亚太区域安全的紧密联系性是美国学界的最新看法。史文与梅惠琳(OrianaSkylarMastro)表示相信台海安全局势的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北京与华盛顿如何处理他们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全面关系。北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可能不仅是限制在这一地区获得的战略支持,而且还要限制美国在与中国围绕问题而发生冲突与危机时,其在军事与外交方面的选择余地。”兰德公司高级安全顾问苏葆立(RobertL.Suettinger)以1995-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为例,指出“在整个危机中,美国政府被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意见所包围,他们都建议应尽量避免台海危机恶化为一场武装冲突-这将威胁到整个地区的稳定。”麦克迪.道格拉斯强调每一方,包括中国、与美国,甚至日本在台海关系中都有重要的国家利益。他引用2000年12月报告的话说,“如果美国干涉问题的行动失败,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那些有安全承诺关系的盟国重新考虑这种条约的价值。”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助理教授迈克尔·蔡斯(MichaelS.Chase)指出,美国一旦卷入台海冲突,就意味着与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新兴大国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方式对美国来说风险重重。而且会破坏地区安全局势,对来说也有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鉴于此,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建议美国应从全球战略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台海态势与区域安全。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专家丹娜.狄龙(DanaR.Dillon)在分析当前问题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时认为:“布什的中国政策已经被全球事务带来的分心与焦虑所困扰,不仅是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战争,黎巴嫩长期的危机,当然还有北朝鲜核武器的病态威吓。而且布什的外交政策体系似乎只能同时处理有限的几个危机,总统本人也说过他不想让盒子里面的中国在他的书桌上变得零乱不堪。”

  3、台海战略态势前景的“谨慎乐观论”。与评估台海态势对中美关系影响的态度相似的是,多数学者对台海战略态势前景也是保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如田纳西孟菲斯萝德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康培庄(per)一方面认为从短期来看,特别是的执政与诉求,使充满危险性。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关系可以保持和平,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将促进两岸经贸的联系。一方面在回顾1996年台海危机对的影响时也表示,“这场危机在华盛顿、北京与台北看来都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任何一方把它看作是一次挫败。所有观察这场危机的人都认为其结果对于他们的对手来说都是一次打击或挫折。这种看法就是未来麻烦产生的症结所在。”谢淑丽在分析台海局势时指出,在问题上,悲观与不耐心会造成危险的结局。她引用李侃如的话说,“双方都试图达成一个短程协议,意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至少50年内稳定现状。”美国前驻泰国大使阿布拉默茨(MortonAbramowitz)与美国前驻韩国大使(StephenBosworth)波斯沃斯合作撰文指出,“九一一”后中美关系日益紧密之际,美国继续向军售,就是要向表明依然在履行安全承诺。但是时间不在一边,虽然许多人想无限期地拖延与中国的谈判,但是在不远的将来,还是要与进行严肃的谈判。

  迈克尔·蔡斯回顾了美台从1979年至今的军事合作关系历程。第一阶段是1979到1997年。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安全合作主要议题就是对台军售。第二阶段是从1997年至今。在布什总统任内,美台军事合作发展迅速并更加紧密。合作形式主要有5种。一是武器销售、战略防务对话。二是美军方高层与国防部官员访台活动。三是军事人员教育培训交流项目。四是演习观察与联合军事演习。五是防务评估工作小组访台计划。蔡斯承认,已经获得美国在与军事方面主要资源的支持,包括美国在2001年决定出售武器给等举措。“在许多方面,美台安全关系比197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密切。”怀俄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吉恩.加里森(JeanA.Garrison)关注美国国防部在美台军事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即使是在“九一一”之后,五角大楼还是相当努力重建的军事力量,改善它防卫中国挑战的能力。所以“官方的外交辞令强调维持现状,但是国防部执行的却是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的政策与亲台力量组织起来的独立政策。”

  关于美台军事合作的内容,史文认为台军在信息作战各级系统,主要还是美国政府提供的。美国政府不但出售预警机、反导等先进武器装备,美国国防部在2001至2004年还进行12个针对军事能力的评估与研究项目,包括深入分析遭到空中袭击、海上封锁与登陆攻击时的防卫作战能力。“此外,从2001年以来,美方还派遣代表参加年度军事演习,作为扩大军事合作计划的一部分,美军代表不仅提供作战建议,而且还与台军协同作战,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未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误伤意外率。”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争学院教授伯纳德·D·科尔(BernardD.Cole)介绍了美台军事合作的机制。双方主要联络系统包括两个组织,美在台协会(AIT)与在美国华盛顿及其他几个重要城市设立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两个正式的年度会议:美台蒙特利尔(Monterey)会议与美台防务评论会议。前者主要是关于防务与军事战略议题,后者主要是有关军售与防务政策议题。

  在对台军售问题,美国学界的立场是一致的,简而言之,就是赞成与支持扩大对台军售。加图研究所防务政策主任伊凡o俄兰德(IvanEland)认为,并非对美国的产生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中国却有更大的动力来攻打,或许最重要的限制是,北京对的敌意行为会损害中国与美国及重要国家的日益密切的经济纽带。美国不应对提供非正式的安全保障,而应该出售更多的武器给,让它增强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尽管布什已经批准出售更多的武器,但是需要更多的支持。布鲁金斯学会军事战略与外交专家欧汉龙(MichaelE.OHanlon)2002年在论述布什政府的防务政策时着重指出:“美国对台援助的重点应该是着眼于未来的反潜战争,包括建立空中优势、猎雷与扫雷系统。”此外,“对台军售的目标必须非常认真仔细的处理,考虑到某种含义,它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某种军事计划。”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叶望辉(StephenJ.Yates)极力为美售辩护。他说:“的相对军事力量将有助于通过遏制实现和平,相反,的军事软弱只会招致的扩张和侵犯。”

  在分析美对台军售的背景与变化时,《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研究人员格雷格.杰非(Greg.Jaffe)认为:“在美国对台军售的决策过程当中,工业一直游说对台军售。如生产宙斯盾级驱逐舰的通用动力公司在弗吉尼亚造船厂和在洛杉矶的里统造船厂(LittonIndustriesInc)的合同在2005年将到期,从2005年到2007年它们手中只有一艘驱逐舰的合同,而除了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有购买宙斯盾的兴趣。向出售军舰可以使其保持生产的状态,降低工业成本。”容安澜声称:“就军售来说,重点已经从差不多是无限制地满足的要求转向使紧跟已经批准的东西,把它的组织系统和军事理论整顿好。”夏威夷大学“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饶义(DennyRoy)分析指出,美国对延迟2001年对台军售不满,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台当局在防务问题上严重依赖美国的威慑战略,是一种“坐享其成”的态度。报告并不承认的化改变了内部的决策体制,特别是立法与行政机构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在军售问题上分歧的影响。饶义强调美售目标就是要维持两岸之间的军力平衡,防止中国凭借武力优势对台动武,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兰德公司政策分析员戴维.席拉帕克(DavidA.Shlapak)认为,美国将最终需要作出决定,将如何处理中国针对的导弹布置。“实现军事现代化的能力将会继续受制于它的外国武器供应者的勉强态度,包括美国,它向台北提供了对方想要的各种武器装备。自己的军工厂与研发机构只能实现部分自给,无法完成当局的全部要求。”

  一些学者更是美国协防的积极鼓吹者。如史文称为了美国的利益,应该介入内部事务。“华盛顿应该努力向的军政传递一个明确而持续的信号,那就是美国在防务与军事现代化各个方面的看法与优先选择,与此同时支持努力解决内部的纷争,以及建立更加清晰的战略目标。此外,美国政府还应该尽力帮助发展民用军事工业,提供更能准确反映、军事与社会态势的军事领域的评估报告。”

  执政期间的美台关系评估。美国国会研究处邓凯丽(KerryDumbaugh)表示,的政策却对台海现状造成冲击,而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并且在防务方面没有达到美国的期望值,在华盛顿的国会游说工作也不成功,这些都是造成近年来台美关系恶化的因素。唐耐心的研究发现,虽然在执政期间,台美关系出现问题,被布什政府视为麻烦制造者。但是即使如此,布什政府对仍然表现出有倾向性的立场,如反对中国在任何情况下对台使用武力。“在布什执政期间,虽然努力寻求保持和平的现状,但是对中国与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政策改变。”容安澜认为2006年2月的“”行为,加剧了他与美国的不信任,进一步增加了未来美台关系的不确定性。但即使如此,美国仍然不会容忍任何一方改变现状,或者妨碍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谭慎格(JohnTkacikJr)宣称是亚洲最有活力的社会,也是美国十大贸易伙伴之一。也是西平洋重要的安全伙伴。横跨东亚海空航线,具有地缘的重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妥协放弃,虽然可以短期获益,但是却要付出长期的代价。他还认为二战以后地位未决论对是有利的,承认美国长期以来也是支持地位未决论的,这样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

  在美台经济关系研究方面,外交政策委员会研究员梅里特.库克(MerrittT.TerryCooke)强调美台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重要性。首先,在支持美国全球利益方面能够发挥间接但是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是美国IT工业所有品牌的重要的原创设计制造的事实上的合作伙伴。其次,是所在区域中唯一一个缺乏双边或地区贸易协议支持的经济实体,作为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美国不能允许处于一个经济孤立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承诺继续保持市场经济与价值,从而巩固它的全球经济成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福瑞(RandallSchriver)与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卜大年(Dan.Blumenthal)也建议美国应将签订“台美自由贸易协议”列为优先。报告也建议解除投资中国限制、美方应停止代替中国对施压、台美新政府应共同发布未来议程等。

  回顾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学界的与美台关系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对台政策研究方面,美国学界存在的问题与局限亦很显著。

  以美国思想库为例,由于经常受到政府研究经费的资助,思想库的对台政策研究与决策层关系相当密切,而许多思想库学者拥有曾经在政府任职的经历,更是强化了这一联系。如上文提到的卜睿哲、包道格,都曾任美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此前还担任前国会议员索拉兹的助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官。其他著名的学者还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瑞福,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过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杰弗里.贝德曾任负责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美国国务院中国和蒙古事务处处长、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和驻香港副总领事等职务,在2008年总统大选期间还是奥巴马团队亚洲和中国政策首席顾问。

  对这些学者来说,他们的台政策研究研究往往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时常凸现国家利益优先的研究立场。如卜睿哲在论著中经常强调中的美国因素与美国的作用。他认为为了保护美国在东亚的和平与安全的根本利益,美国已经在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谓“任何一方都必须信任华盛顿的可信度,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发挥更核心的作用。”在2008年马英九赢得选举后,邓凯丽则警告说,可能会美要其增加军费开支的压力。在经济利益的支配下甚至可能会与北京达成和解,最终损害美在本地区的利益。

  在寻求社会资金资助的自身利益追求方面,美国思想库的表现得同样非常积极。以这些思想库与的关系为例。多年以来,当局为了“争取支持”,对美国智库频繁进行“金钱收买”,“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企业研究所等重要思想库,都从不同渠道得到过当局直接或间接(通过亚洲基金会、蒋经国基金会等)资助。”为谋求自身利益,这些思想库的许多学者研究立场自然是偏向当局,经常发表支持当局的言论。如传统基金会的丹娜.狄龙就表坦承,从亚太地区范围看美国的地缘利益,与中国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东亚区域来看,就不小了,的人口比澳大利亚还要多,而且还是美国在东亚国家联盟坚定的成员。如果加入东盟,它将是东盟中经济与军事力量最强的成员。“是亚洲的模范生,它是美国长期的军事盟友,它在太平洋边缘居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其他诸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薛瑞福、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卜大年、传统基金会的谭慎格等都是公认的亲台学者。

  在利益优先观的制约下,为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尽快产生社会影响,以获得更多的研究资金项目支持,当今美国研究学界的重心还是政策研究。学者们多半关注中美关系、中的热点时事问题,习惯就重大事件,如美中军机擦撞、布什总统访问中国、美国决定对台军售项目、进行重大选举等召开研讨会或撰写政策论文。从研究内容来看,一般讲求时效性与对策性,对基础性研究却是相当忽视。“它们的成果多是以政策简报和报道等简短、快捷的形式出现,而不重视出版书籍和著作。”同时“向决策者提供及时的相关政策建议,而不是进行长期的学术研究,开始成为许多新思想库的首要目标。”传统基金会就自称“该会的关键在于能及时向政策制定者与公共的领导者提供当前重要事项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对推销主张的重视超过了学术研究。

  此外,由于政策研究与大众媒体联系密切,一些学者还有意识迎合传媒的热点论调。而不时兴起的“中国威胁论”,就经常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取向。如唐耐心就强调两岸和平统一将造成对美国的“威胁”,“中国崛起,即使成为国家,也会影响美国的安全和战略考虑。如果和统一,中国势将取得战略利益。最明显的,中力不再以为目标,不再担心攻击,也不再担心为了而与美国发生冲突。于是中国的资源可以更自由的运用;解放军的优先顺序可以自由调整;战力可以重新部署;战略目标可以重新认定。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出现了一个不易预判、更为灵活、较少负担的对手。”柯瑞杰也宣称:“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平衡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转移。到2015年,中国可能会在数量上拥有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弗吉尼亚国际战略与评估中心理查德.费希尔(RichardD.FisherJr)表示,近年来人民解放军几乎在所有的军事指标上都对取得了令人满意的优势,而且可以同时威慑美国的干涉。“至少在90年代中期,在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可以支持它对台海局势的充足威慑力。但是到2006年,这种对军事技术优势的差距几乎不存在了,或者说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这种趋势保持下去,在接下来的10年内,人民解放军将会有信心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甚至可能会迅速攻占,并且同时相信其拥有对付美国干涉的威慑能力。”

  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对台政策研究缺乏大国的战略视角。学者们很少从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来思考的发展变化,对未来美国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与目标也缺少清晰的认识。人们还是习惯于墨守成规,多数人还是陶醉于单极世界的梦想,所谓“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允许其他国家控制亚太地区不仅是与美国的政策对抗,而且是与美国从19世纪晚期以来的大战略相违背的。”即使是兰德公司2007年的研究报告《地位问题解决后的美中关系》,其研究视野也是如此。如报告虽然认为在美国介入情况下的两岸武力统一,是十种模式中最糟糕的情况,美国、将走入冷战。所以为了维系美国的利益,美国必须始终维持足以击败中国的武力。

  综上所述,从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学术界与利益集团的关系等视角观察,不难发现利益优先的研究立场始终是美国学界与美台关系研究的主流,在这一研究立场的制约下,美国学界在对台研究方面存在的学术中立性不足、战略思考缺失等问题,对其研究水准的负面影响,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1 国内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文仅见许世铨:《冲突还是和平:中美两国对台政策之比较》,载《研究》2008年第1期,该文主要是比较中美官方的对台政策,对美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关注较少。学者李本京在《美国两岸政策走向:模糊与聚焦》(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中,概述克林顿政府时期与布什政府初期美国学界有关两岸政策的观点。张清敏的论文《从布什政府对台军售看美台军事关系的变化》(载《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也引用了一些美国思想库学者关于美台军事关系研究的成果。其他涉及美国台海政策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著还有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张春:《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前书只是简单地概括2001年以前美国思想库学者有关两岸政策的观点。后书则是介绍一些美国学者有关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和平解决以及两岸对话的主张,但是作者研究重点是探讨美国思想库对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制定上的作用与影响。所介绍的美方观点也仅限于思想库学者群。另外近年来翻译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容安澜:《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与中美关系》(贾宗宜、武文巧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主要介绍美中双方在追求关系正常化与执行过程中,双方多次重要谈判的细节,以及中美关系、与美台关系的近期发展。

  2仅从美国学者陆伯彬(Robert S.Ross)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发表的两篇论文《穿越海峡威慑、升级控制与中美关系》(载《国际研究》2004年1期)与《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载《世界经济与》2006年第10期)引用的资料中,就可以看出美国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丰富性,虽然陆伯彬引用的文献资料时限多数是在布什政府执政之前。

  9 [美]赵穗生:《美国在问题上的战略矛盾及对台海关系的定位与认知》,《中国评论》(香港)2006年10月号,

  30张沱生、[美]史文主编:《对抗.博弈.合作-中美安全危机管理案例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

  47[美]容安澜:《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与中美关系》(贾宗宜、武文巧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58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