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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A学术 教授介绍专访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
时间: 2019-12-04 来源:未知 作者: admin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編輯委員会成员。有中国及亚洲社会的校园暴力及欺凌、跨文化及国际人际暴力问题、青少年犯罪、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以及研究方法及进阶统计学。发表国际同行评审刊(Internationally Peer Reviewed Journals) 22篇

  校园暴力虽然被大家熟知,最近更是随着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的上映被推上台面。但校园暴力一直是一个较为年轻的议题。1970年,挪威著名心理学家Dan Olweus对校园欺负(School Bullying)做了较为系统及科学性的研究并随后出版了Aggression in the School:Bulliesand Whipping Boys.一书,对于校园暴力问题的研究才逐渐在学术界引起重视。目前世界范围内对于校园暴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于校园暴力现状的描述及成因分析以及校园暴力的干预研究(吴桂翎 & 辛涛,2009)。关于校园暴力问题,普遍被认知并运用的理论模型有Benbenishy 和Astor于2005年提出的认为对待校园暴力应该以校园文化及校内因素为重点的理论模型。Benbenishy和Astor指出校园暴力的发生受到校内因素(例如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校外因素(例如社区因素、家庭因素、个人心理因素)的双重影响,但校内因素应在校园暴力问题的研究上占主导地位(Benbenishy&Astor,2005);Kaniastry&Norris及Prati&Pietrantoni等学者证实的SocialSupport Deterioration模型,该模型认为人在受到压力及创伤时,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会降低(Kaniastry&Norris,1996;Prati&Pietrantoni,2010)等等。

  陈季康教授指出校园暴力发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区因素等。其中学校是影响校园暴力最重要的因素。对校园暴力而言,降低校园暴力发生率的主要方式在于正向校园文化氛围的建设。其中可行的措施有通过在校内开设课程,帮助学生提升沟通技巧;对教师进行在职培训以提升教师对校园暴力的认识以及处理校园暴力的能力及专业度;提高校园的化程度;建立完善的校园暴力通报系统等。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在遭受到校园暴力后由于自身感受到的社会支持降低,易引发忧郁和焦虑程度的升高及自尊的降低。此时,应通过为受害者提供社会支持对其心理健康进行干预。其中有效的家庭支持对受害者的心理重建尤为重要。对校园暴力及时有效的干预,对于降低重度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以及改善成年精神疾病的发生率有着重要意义。

  陈季康:我从台大的社工系毕业之后就在家暴中心工作,在家暴中心工作后就发现越来越对这个议题感兴趣。在家庭暴力的领域中,有一个理论叫做暴力循环论(Cycle Violence)特别著名。这个理论具体内容是指小时候你遭受到的家庭暴力越多,你在长大组成家庭之后你成为家庭暴力加害者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我对这个理论中的联结关系提出了质疑。当时在校园暴力的研究领域有人提出观点,他们认为一个人小时候遭受越多暴力,他(她)到学校去可能会遭受到更多的暴力,或者说遭受过家庭暴力的朋友会在一起抱团取暖,讨论如何攻击他人,从而提高校园暴力的发生率。而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对这些孩子长大后的意识观将产生影响从而使其成为家庭暴力的加害者。我对于学校在家庭暴力的形成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非常的有兴趣。因此我就在校园暴力的领域里面继续研究。

  陈季康:这其实也是我当时选择做学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通过过去我们在很多国家的家庭暴力的干预中发现遭遇家庭暴力的孩子在求助中有很多困难。因为他在家庭。很多时候他并不是自愿求助,他是求助的。这种情况下进行干预往往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他本身没有意愿去做一些改变。因此我们无法找到暴力循环论的截断点。而学校恰恰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截断点。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义务教育法,如果适龄儿童或者青少年不去上学,政府都会做一些干预。因此不管孩子是否遭受到家庭暴力他都要上学。所以如果我们在学校运用一些方式、技术、手段去判断来上学的孩子是否遭受到家暴,就可以通过例如校园咨询的方式,通过辅导老师,社工等在学校进行干预,从而削弱或截断小时候遭受暴力和长大后成为施暴者之间的关系。

  CUHKCSSA: 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您经常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您是如何看待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量化研究又分为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您对这两个学派有什么看法?

  陈季康:其实很多人会对社会工作在观念上有一些误解,他们会认为社会工作的研究方法通常只是访问,像做一些质化研究的方式。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在社会工作的研究里面有一个部分,有一大部分人都是在做量化研究的东西。量化研究的模型其实和经济学很相像,经济学会用很多量化的数据去找出变量之间的一些关系,只是他们的数据是用于解释经济的行为,但是我们是解释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的问题,这点上其实我们和心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会选择做量化呢?我过去是在做质化的研究,但是我发现量化研究其实对政策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牵涉到数学,很多很精细的模型在这些模型里面它可以用一个数据去做验证。量化研究可以大层面的告诉我们到底现在这个国家里面某个人类行为的趋势是什么,这个趋势告诉我们未来政策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在质化研究里面,它当然也能做到,但在质化研究的过程中,它的样本比较小,代表性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如果想要改变一个巨大宏观上的政策,相较于质化研究,只有靠量化研究会有比较大的说服力。

  而对于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就存在很多争论,最著名的就是芝加哥学派和哈佛学派两个学派。这两派的争论已经很久了但至今没有得出结论。现在演变成了有些人强烈的支持纯粹的量化模型,他们相信世界上所以东西都是可以量化的,包括爱情,心灵。但是另一派人相信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量化的,但有一些东西是根本没有办法量化的。这样的争论就好像是百年来的历史,极的资本主义和极左派的主义,它们有各自的阵营,有各自的坚持,而且他们也相信这两个思想观是没办法并在一起的。但是很有趣,现在确实有一派人他们把主义的想法和资本主义的想法做一个折中,变成中间路线,但是问题也是有的。所以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讨论就和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讨论是一样的。他们有好处,不同的思想价值观不同的观念出来,他有一些折中方案,有一些问题,但也带给了我们新的研究领域。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也带给了我们理论上的发展和研究法上的发展。

  陈季康:在校园暴力研究里面,过去大部分观点都认为校园暴力的发生应该归因于施暴者的人格特质。我们也都相信这样的人在其他地方也会成为攻击者。但是在情境脉络理论看来并不是。它认为就校园暴力而言学校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很多人不信。后来我们做了很多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校园暴力的发生和人的心理状态的关联度并不是最强的,最强关联度的是学校,也就是支持情境脉络理论。

  引发校园暴力的因素又包括了个人的因素,比如心理因素可能你这个人的冲动控制不太好,或者易发怒;也有家庭的因素,比如你来自一个家庭条件不那么好,父母管教方式不当的家庭;学校里面的主要因素比如师生关系,同学的因素,学校的氛围等等;还有社区因素,比如社区犯罪率的高低都会影响到校园暴力的发生。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校园暴力的发生,但我们发现在这些因素中影响因子最高的还是在学校。目前这个研究推翻了过去的观点,过去认为家庭是影响校园暴力最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推翻了心理学上的一些观点,比如他们认为心理是影响校园暴力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发现校园因素才是影响校园暴力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的强度可能是家庭、社区或者其他领域的好几十倍以上。

  另外在校园暴力的研究方面之前很多人以为文化会影响到校园暴力的结果,会影响到校园暴力成因。这个观念其实一直在被推翻,目前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不管哪种文化,校园暴力发生的成因和路径都是差不多的。不同点只在于发生的机率不太一样。校园暴力的发生率根据每个国家会有一些不同,有些浮动。目前校园暴力的研究也主要开始来到于到底有哪些情境因素会影响到校园暴力,也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去看在校园的层面和其他社区当中他们的变量直接的一些交互作用进而影响到校园暴力的发生。目前大概未来的研究趋势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CUHK CSSA:在对于校园暴力的研究方面,中西方的差异既然不影响到校园暴力的成因及路径,那中西方的差异是否会对于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陈季康:刚刚提到的校园暴力主要提到的是攻击的部分。校园暴力或者说所有暴力问题我们通常把它分成三个研究方向。其中一派学者在研究他们为什么会有攻击行为,第二派学者在研究为什么人会遭受到攻击,另外一派学者在研究除了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外的第三者,也就是所谓的旁观者能对暴力的吓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攻击者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其实国家间差别不大。在被攻击者方面,我们也发现到文化差异不大。但是很有趣我们发现因校园暴力受害而影响到的心理卫生这块领域我们确实发现到在每个国家呈现不同的结果。

  在西方,我们发现校园暴力受害越多,受害者的忧郁程度越高,越焦虑,心理状态越差,自尊也会降低。但是在亚洲文化中,例如,香港,我们所有量化研究资料发现受害者遭受到校园暴力之后,受害者收到心理冲击的程度没有西方这么大。这个结果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些人开始争论会不会是因为文化的因素,因为华人的文化强调忍耐、和谐,不要反击,会不会是因为这种文化的价值观让我们在面对创伤方面比较强壮。目前还没有结论,没有印证去证实这种想法。但是越来越多的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可能最后不是文化因素使得校园暴力和心理创伤在各国家间的研究产生不同的结果,而导致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受到社会支持的程度不同。因为在受到校园暴力后心理是否受到创伤或者受到创伤的程度和社会支持有很大关系。这个路径应该是这样的:当你遭受到校园暴力之后,你感受到的社会支持就会降低,你的忧郁和你的心理疾病就会变多。现在这个路径也已经成功被验证。所以,就有另外一派学者认为校园暴力可能和文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反而是和每个人感受到社会支持的程度有关。目前两派学者还在辩论,暂时还无法得出文化是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去影响受害者遭受到的心理冲击的程度的不同。

  CUHK CSSA: 香港学童遭受到的校园欺凌比率屡屡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各国家及地区的调查中登顶或处于高位,得出的数据远高于香港政府。而您在2016年及2016年的研究数据中也得出香港初中生在校园欺凌的攻击行为比率为66.6%,受害比率为77.6%,您觉得与其他国家与地区相比,香港校园内校园欺凌发生比例如此之高的原因是什么呢?

  陈季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做的调查得出的数据其实是比较精准的。他们用非常有代表性的样本,随机抽样的方式。但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很精准的实证研究去证明到底哪些因素使得香港学童遭受到校园欺凌的比例这么高。只是存在不同的理论。例如,有的理论认为香港的压力过大,有的认为香港贫富差距过大,也有的认为从校园暴力的文献来看,讨论到校园暴力的时候都认为影响校园暴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学校因素,因此,香港校园内的某种文化可能使得香港校园暴力的发生率来得比其他国家高。如果从第三种观点来看,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首先,香港在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里面并没有一个很积极的,防治校园暴力的政策。政府单位说有,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执行的政策。举个例子,在很多地区或者国家中,校园暴力他们有一个处理的流程。例如,它有一个通报系统。当你发现到校园暴力的时候,你可以进行通报之后有关部门就会开始进行调查,而调查完之后学校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处理。但香港我们有的只有一个口号,叫“零容忍”政策。这只是一个口号,并没有落实到实际上面,如何做到“零容忍”?另外“零容忍”也没有办法做到预防,“零容忍”甚至可能会导致遭受到校园暴力的同学不敢去报告。再来就是香港学校的氛围。香港的教育系统很多是私有化的学校,为了招生,他们害怕把校园暴力的这种“家丑”外扬。很多老师和校长否认了校园内存在校园暴力。在校园暴力发生之后,也较多的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愿让校园暴力的事件流传出去。这其实是对校园暴力防治的最大的一个致命伤。为什么?因为你不承认,问题就当做是没有,也就没有办法进行解决。

  再来,在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里面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些老师去受到中央政府或者相关福利机构的要求去做一些在职训练,训练内容之一就是校园暴力的预防。但在香港并没有很明确的去做一个宣导。这容易导致老师和同学对校园暴力的发生不太了解,很多人看见校园暴力或者遭受到校园暴力,但他们不知道这就叫校园暴力。他以为是同学之间的好玩,他以为是恶作剧,也就这样过去了,这就使得大家对校园暴力的误解就越深。这样会产生一种校园氛围——对校园暴力采取忽视、退让、容忍的态度,这样校园暴力的发生机会就会越来越高。我们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得出数据中其实也能看到校园暴力防治政策执行越多,越彻底的国家和地区,它的校园暴力的发生率就会比较低。这个是可能的解释。但目前还没有实证研究证明哪个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去说明香港的校园暴力为什么比其他国家来得高。

  CUHK CSSA:之前我们提到了社会支持,在您的研究中您提到,社会支持对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心理健康有很大影响。这些社会支持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可以向我们简单阐述一下吗?哪种社会支持是最有效的呢?

  陈季康:刚开始的研究社会支持其实是一个很概括的概念,后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把社会支持分的很细小。在学生的生活中最常见的社会支持有三个对象:家长、老师和同学。我当时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在两岸三地收集了数据做了一些检测。检测的结果在两岸三地都发现到最有可能的路径是学生遭受到的校园暴力越多,他感受到父母的支持程度就会降低非常多,引发他的忧郁程度也就很高。这个路径的可能性高于同学支持的路径及老师的支持的路径,也就是对校园暴力的受害者而言家庭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这个结果其实令人非常讶异,因为过去很多学者都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同学间的支持。后来有学者提出这个结果可能与我们的文化有关。目前,同样的研究在土耳其也重新做了一遍,得出的结果和两岸三地是一样的。但目前做过这个问题研究的地区仅限于土耳其和两岸三地。

  CUHK CSSA: 既然家庭的支持对于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心理健康有很多的帮助,那么家庭应该以哪种方式对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支持呢?

  陈季康:在土耳其和两岸三地的这两篇研究出来之前,没有实证研究证明社会支持究竟是否会对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心理健康产生帮助。这个研究是最新的,是2017年,2018年年初的研究。这两篇研究出来后,社会支持问题才开始引发更多人的讨论。我们应该如何通过增加家庭支持去帮助校园暴力受害者?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实证研究说明哪个方案是最有效的。但存在很多讨论,譬如说有人认为应当通过建立学校和家长间的长期沟通。当孩子遭受到校园暴力时,家长应当第一时间知道,同时家长应当避免对孩子使用责骂的方式并和孩子站在一个阵线,和孩子一起接受干预。还有一种观点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提高对于校园暴力的处理能力。比如,通过社工引导家长和孩子讨论在校园暴力发生后应该如何去做。另外还有人认为应该让遭受到校园暴力孩子的家长认识什么是校园暴力,校园暴力引发的忧郁疾病会是怎么样,使得家长不会对孩子因心理创伤产生的行为有更多的责骂。

  CUHK CSSA:我们知道校园氛围是影响校园暴力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您觉得在改善校园氛围方面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

  陈季康: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到校园氛围是影响校园暴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怎么去定义校园氛围的好坏?例如,如果你有一堆吸毒、抽烟、打架的同学或者老师总是对学生体罚,师生关系差,我们都认为这都是属于校园氛围差。目前我们确实有学者在研究如何让这样的校园氛围变成正向的校园氛围,而在这当中主要的细节和方向包括开设一些课程,教同学如何与他人形成正向的沟通,以减少冲突的发生。另外也有一些是对老师做一些在职训练,提高老师的沟通技巧,同时也让老师了解到什么是校园暴力,哪些同学是校园暴力的高危性群体,使得老师和同学沟通的时候能采取正向的互动也可以对属于校园暴力的高危性群体的同学采取到正确的防治和保护的措施。

  还有的方式是着眼于校园的化。比如怎么让校园内的公共事务是由学生、老师透过议会的程序来共同参与,以此来达到正向的校园氛围。这些方式我们慢慢都发现到都是有效的,是可以成功降低校园暴力发生率的方式。另外还有的观点认为,改变校园氛围很重要的是要勇敢面对校园暴力的议题。这些人认为通报系统很重要。像也是采取通报系统的模式。

  在,在校园内,每个同学都知道校园暴力的24小时通报专线,当同学遭受到校园暴力时,他只要打这个专线就会有社工在另一边专门接听,同学就可以把他是那个学校,遭受到校园暴力的情况告诉社工,当专线被听到,调查委员会就会开始介入调查。调查委员会的人员包括有社工、学校专业老师、社区里面的家长,可能还有律师,这样的调查委员会的架构可以使得学校内老师官官相护的程度大大降低。如果调查委员会发现通报的情况是真的,这时候可能就会强迫校园暴力的加害者转班,或者转校,让他们先暂时分开,然后开始对受害的同学进行辅导,给予他社会支持,帮助他了解下次面对校园暴力发生的时候可以怎么应对。对于加害的同学,也会有社工介入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全部调查完之后,调查委员会会对事情的处理提供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有可能是针对学校的。比如说发现到学校的氛围不太好就会给学校做一些建议,学校拿到建议后就需要去做改变。这个是另外一种系统,他们强调的是用一个通报的系统来帮助降低校园暴力的发生率。这两个系统都是针对到学校氛围的改变。

  CUHK CSSA: 您觉得在全球背景下,目前是否已经有足够的资源放在校园暴力的研究之上?这些资源在各国际与各区域间是如何分配的?

  陈季康:关于校园暴力的议题,第一份比较系统性的研究出现的时间是1995年,但这不代表是1995年才有校园暴力的议题。校园暴力面对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其实每个人在学校内多少都遇到过校园暴力,这个议题也常常被炒热,但所有国家投入在校园暴力上的资源其实相对的并不多。原因的话我猜测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校园暴力嘛,我也经历过啊,我也没有怎么样。大家其实忽略了校园暴力在孩子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力,其实是有的,只是他没有去注意或观察到。有人也会觉得,你校园暴力,但社会本来就是残酷的啊,所以你在学校里有这种暴力竞争的环境长大才会比较好生存,社会就是这么弱肉强食,校园暴力为什么要去重视它。这也使得很多人用这种合理性就把校园暴力带过去了。再加上校园暴力的议题是1995年才开始有系统性的研究,国际社会也才开始在关注到校园暴力的影响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得严重。对比家庭暴力从一九二几年就开始有的研究,校园暴力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议题,因此目前的阶段主要还是在唤起不同国家对校园暴力议题的重视,也因此发现大多数国家放在校园暴力上的资源不算多。但也有少数几个国家,它们把校园暴力的议题非常重视。比如说北欧,澳洲,亚洲有,都在这个议题上投入了很多资源。

  现在要成立一个专法,叫做反霸凌法来处理校园暴力的事件。现在这个法律还在酝酿中,但现在有很明确的政策告诉同学老师还有社会遭受到校园暴力时应该怎么做,而且每个学期的开学都有一个周,叫做Anti-Bullying Week,反霸凌周。这个反霸凌周花很多资源主要在于做老师对校园暴力的训练,帮助同学认识校园暴力。而且在每个学期初和学期末都会有问卷问同学受到的校园暴力是否有增加或者有减少,每个学校都要做,所以在亚洲地区来说,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那在欧美国家就是北欧和澳洲,美国也开始慢慢越来越重视。美国一直号称很重视,但其实他们在联邦政府并没有很完善的一套政策系统去看待校园暴力,他们有的政策主要是在州政府这个地方。但随着现在他们校园内枪击案件越来越多,他们应该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去预防校园暴力的发生。其他地方基本都还在酝酿中,例如在香港、内地,泰国等等我们现在也在很努力的去让政府有这个意识,像关于校园暴力的政策方面我们都在很努力的倡导中。

  陈季康:首先,我们发现到很多校园暴力的行为是不断accumulate(累积)的,它的环境都是在暴力的情境之下。举个例子,为什么长大一个人会犯罪,小时候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他可能有面对社区的暴力的议题,在学校里面曾经遭受到严重的暴力,这些经历使他在未来发生重度犯罪的可能性增加。美国对这个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其中有一个长期的研究,根据二十几年的追踪发现到那些重度犯罪者过去都有一系列非常多的遭受暴力或暴力他人的历史。在研究究竟不同种类的暴力和重度暴力犯罪的关系中我们发现其中校园暴力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说校园暴力对于重度犯罪的预测力很强。因此,如果对校园暴力能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是可以有效降低重度犯罪的发生的可能性的。

  其次,校园暴力对受害者心理的冲击其实是很大的,这个冲击可以带到他的。而一个人童年遭到的创伤会提高他成年遭受到创伤的机会。而同样,在不同因素中,一个人在校园内遭到创伤对成年后是否会遭受到创伤的预测力量是很强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校园暴力中遭到创伤,我们有很高的机率预测你在成年以后你也有很高机率会遭受到成年的创伤。例如,只要你在学校里面有遭受到性骚扰的经验,我们就有很高的机率预测你在工作中会遭受到职场性骚扰,也有很高机率预测你之后组成家庭的方面也会很高的机率遭受到家庭暴力,比如男(女)朋友的性骚扰、约会等等。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能预防校园暴力的发生,那就能很好的降低成年创伤的发生率。那为什么成年创伤那么重要呢?因为一个人成年创伤越多,影响到他成年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也就越高,因此我们可以从校园暴力这个源头进行切断,成年精神疾病的发生率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