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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时间: 2019-11-14 来源:未知 作者: admin

  以现代化为基本线索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现代化范式”这一归纳同样有所保留,认为“现代化不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容易产生歧义,或许有一天人们能找到更好的概念取代它”。主张用“史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并不笼统反对“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因为“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23)从现代化视角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论著,“用经中国学者改造过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44)参见徐秀丽:《从引证近代史研究(1998-2007)》,《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5期。

  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应当“以包容现代化”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界对研究“范式”的争论,不但持续时间漫长,而且双方壁垒分明,论辩色彩浓厚,在最近几十年以实证研究为主导的近代史研究领域颇为引人关注。通过争鸣,论辩双方厘清了各自的基本立场以及与对方的主要分歧,并分别作出相当程度的调适。就主要方面而论,通过范式之争,“史范式”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现代化范式”则逐渐“脱敏”,从而大大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空间。因此,应从总体上肯定这一争论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1962年出版的名著《科学的结构》中引进的学术语言。库恩指出,在科学发展的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当这种主导范式不能解释的“异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并转而寻求既能解释支持旧范式的论据、又能说明用旧范式无法解释的论据的更具包容性的新范式,此时科学就发生了。范式转换是对科学进步的精辟概括,经典的例子是从古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转换。显然,这是一个具有积极含义的概念。

  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在过去30多年中就范式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对范式的理解也略有差异,有的学者将其定义为“理论和方法”,有的视作“不言自明”的信念,有的认为是“一种解释模式”,有的大略等同于“学科体系”。不管如何定义,学者均认可范式关系到学科的整体认识,具有本质性,不是枝节问题。在关于范式的讨论中,相关学者基本未对这一概念本身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而且,参与讨论的双方均不否认自己属于对方所定义的范式共同体,虽然也都认为用以概括其所属范式的名词并不恰如其分。

  这样一个产生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外来概念,颇为顺畅地被在不同语境中从事史学研究的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所接纳和发挥,这看似奇特的学术因缘,放回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其实不难理解。

  李时岳于1980年初发表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一文曾掀起轩然大波,作者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四个阶段”论(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是近代史学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其研究对象的标志性文章。①不过,这篇文章并非空谷足音,而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下,史学界竭力摆脱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枷锁,力图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这一目标和追求的一个缩影和代表。黎澍在总结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发展时已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新主义是旧主义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它的目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旧主义所未能完成的建立、发展现代经济的任务,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准备条件,而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所走过的老路。”而且断言:“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近事实。”②显然,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与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不切实际地拔高农动,否定一切改良行为,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也“立足于批”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李时岳的“四个阶梯”论与黎澎对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趋向的概括不仅内容一致,连表述也非常接近。李文对这四个阶段的关系作了以下阐述:“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③

  李时岳本人曾说,自己的提法与“三次”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有学者据此将其归为相对更重视的“后范式”。但早在“范式”争议出现之前,就有学者评论道:“四个阶梯”论虽然还不能说是一个严整的规范(徐按:同样源自库恩的著作,是“范式”曾经的译法),但这一提法“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目的在于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等等。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范。”“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的提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弃整个规范。”④也就是说,这种对中国近代史“主流”和“基本脉络”的新看法,对于原有解释体系而言,具有颠覆性。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四个阶梯”论是对以“三次”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强有力挑战。⑤

  这种新的解释路径出现之初,学术界正处在黄宗智所描述的“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⑥的状态,就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而言,也可以说,是处在“新东西”已经出现,但尚无以归纳和命名的状态。科恩的《科学的结构》在1980年代初翻译出版,适逢其时地与史学研究的转向产生共振,为史学研究新趋向的概念化提供了适用工具,从而使这个从西方科学发展史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在中国当代史学研究中落地生根。

  借用范式概念归纳中国近代史的新方向,不仅限于中国学者,美国的相关研究者也采用了同一概念。这一方面显示了“范式”的强大穿透力,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近代史研究面临的挑战具有普遍性。相关讨论的国际性在提升其学术意义的同时,无疑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此点留待后文再讨论。在这里笔者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张亦工很可能是最早将“范式”引入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⑦但他的学术贡献却未引起相关讨论者的注意。此个案亦显示了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汲取学术资源时的“眼光向外”倾向(张本身的学术资源同样来自“外”)。

  1988年,张亦工已采用库恩的概念(当时的译名是“规范”)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趋向。他敏锐地观察到,“近几年的研究情况表明,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正处在研究规范发生某种变化的过渡时期”。“自1979年以来,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传统规范已经面临一些新的规范性认识或理论挑战。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关于近代历史的本质和内容,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基本观念,众说纷纭,这使我们预感到一种重要的变化正在酝酿之中”。“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和研究者的思想解放,近代史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规范有所不同的理论、原则或概念,它们还不成其为完整的规范,只能称为规范性的认识或理论,但是发展下去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新的规范。”对于“传统规范”,作者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从史的角度把握近代史”;对于正在形成的“新规范”,作者尚未命名,且认为不止一种,譬如有些学者主张从社会史视角研究近代史,有些学者主张历史发展的“合力论”,都体现了与传统规范或多或少不同的思维方法。不过作者明确指出,“四个阶梯”说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种”。⑧由此可见,后来发生的范式争论,在1980年代末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

  稍后两位海外中国史研究者(黄宗智、德里克)用中文发表的相关论文,结束了这种“无以名状”的状况,不但明确了“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对立,而且指出中国近代史中存在“规范(范式)危机”。他们的文章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使业已存在的分歧明朗化、概念化,争议也随之出现。黄、德两人文章的学术背景或包含中美两国(黄),或主要针对美国学术界(德),并不专以中国的史学界为对象,不过,由于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与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状况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契合,两文不仅广泛传播,而且在中国学者中接受度极高,其间又出现并非不重要的理解偏差(主要指对德里克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偏差,提升了问题的关注度,同时也提升了争论的尖锐度。

  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中文版发表于1993年,英文原文发表于1991年。中文版“编者按”指出,原文发表后“在美国理论界、史学界激起很大反响”,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同样面临重要转型。黄文将中美两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置于同样的“规范认识危机”中。他指出,在美国,学术界的理论困境是:“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但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在中国,则是“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这使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黄宗智的文章并未直接针对“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反,他明确指出,他所指的“规范认识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他所理解的“规范”比一般学者宽泛得多,是指“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⑨他的分析是深刻的,所举例子也易于接受,典型的如“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一贯穿于中美两国学界的“共同信念”。确实,研究者对于这样的联系习焉不察,往往把它看成是不言自明的,黄则提醒这样的“规范认识”是有问题的,他个人的研究也长期致力于解构这样的“信念”,并屡有创获。

  黄的“危机”说在中国学者中引起共鸣,而与范式争论更直接的则是德里克的文章。德里克在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将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新趋向定义为“现代化范式”,使张亦工所谓“正在酝酿之中”的“一种重要变化”找到了比较恰当的概念表述,也使相关学者明确了自我定位。因此,评论学术史的学者一般将范式之争追溯到这篇文章。

  但是,迄未引起注意的是,对德里克文章的解读存在两个重要的偏差。第一,将德氏之文解读为针对中国史学界现状而作。其实,德里克更为关注的是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研究。文章一开始即指出,“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我的讨论是针对美国当今的汉学界,在次要一些的程度上,它也与欧洲汉学界有关”。作者称他虽然“强烈地感觉到,中国学者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但“由于这种感觉更多地是基于印象,而不是基于全面考察”,他“将不对当代中国学者的近代史研究作直接的评论”。⑩不过,德里克学术上的谨慎似乎未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在借用其概念的同时并未作必要的语境分析。第二,更为重要的误解是,认为德里克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正在取代“史范式”(徐按:原文的译法是“范式”)。这一成为后来“两个范式”之争主要焦点的提法,就德里克的原文而言,其实有相当的距离。德里克从“”和“现代化”两种解释途径的消长解读二战之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他指出,“现代化范式”在二战之后“统治了美国与欧洲社会科学的思维,也支配了对中国的理解”。到60年代后期,这一范式受到范式的挑战,(11)在随后的20年里“范式煊赫一时,以至现代化论者也觉得必须将(与社会主义)纳入现代化论之内,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可能的替代发展模式”。1980年代中期之后,同样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首先当然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波折),范式受到美国学界质疑,相当程度上被抛弃,新的研究趋向接续了“现代化范式”的脉络。在德里克看来,与在历史叙述中丧失中心地位的同时,新的趋向因“不能含融贯通旧的中国近代史解释,甚至不愿正视它”,尚不足以形成新的中心,“危机”由此而生,即,“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这一危机,虽然与“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但解读为“史范式”的危机,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说“范式”面临被抛弃的“危机”,“现代化范式”则面临对历史事实和既往研究不能融会贯通而且“没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识形态来挑战其霸权”的问题。德里克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指这种“缺乏挑战的状态”。(12)毋宁说,“范式危机”是史学界共同的危机。文章更未提出“中国的”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正在取代“史范式”的观点。

  德里克从范式转换的视角总结美国的学术史,这一概括,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提供了基本合用的观念工具,同时也引起了两个范式之间的激烈争论。